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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贡对赵无恤诚恳地说道:“夫子曾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赐与君子曾有盟誓,赐为君子之贾,君子为赐之东主,为期至少三年。如今口血未干,赐怎能食言!?”

        面对赵鞅的诱惑,子贡是这么考虑的:夫子曾言,道不同,则不相为谋。虽然孔门起于微末,有时候不得不变通,但未到绝境,却也有自己的原则。

        夫子一向对赵鞅的政策和行事颇有微词,近来虽然因为止从死法令改变了些许态度,但那完全是因为庶子赵无恤的所作所为。

        子贡在中都邑时,曾对夫子说过来晋国为赵氏庶子之贾的想法。夫子当时便对他说过,希望他为赵无恤之贾,劝其行仁义礼乐之道,则可;为赵氏一家之鹰犬走狗,则不可。

        赵无恤虽然在一些理念上和孔门有所分歧,但在子贡看来,那是和而不同,他虽然注重农事与百工,但子贡记起,夫子也说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样的话。

        他虽颁布了严格的军令,但对待民众却依然比较温和,“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正和夫子评价子产的“宽猛相济”不谋而合。

        但赵鞅,则更加偏向严刑峻法一些,还在许多器物上违背了礼制,甚至被孔子视为不仁之君,与孔门的根本理念相违背。

        更何况,子贡摸了摸怀里一直贴身携带的那卷《绝秦书》抄本。自己仅仅是在酒酣时无意吐露了一次志向,赵无恤竟能牢记于心,千方百计地寻来这些行人言辞,赠予自己,并祝愿他早日实现志向。

        “若我日后能成为晋国上卿。一定聘请子贡做晋国的行人,还望子贡出使诸侯时,能做下申公巫臣联吴抗楚那样的壮举!”

        子贡并非不知道赵无恤这话里的暗示。但他心中仍然十分感动,这已经超出了利益和盟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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