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转过丰腴的身子,後背倚靠着冰凉的黑色锻造铁栏杆,仰头望着被七期百货霓虹映成暗红色的夜空,沙哑的嗓音平静得像是在讲述一则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社会新闻旧闻:
「我本名叫苏映红。十年前,一九九九年秋天,九二一大地震刚过没多久,那年我十九岁,在高雄读国立大学中文系二年级。」
随着她低沉缓慢的叙述,十年前南台湾那个潮湿闷热的夜晚,在呼啸的高空夜风中一点一点揭开了血淋淋的残酷画卷。
……
一九九九年十月,高雄。
那时候的苏映红还是中文系公认的系花才女,留着一头乌黑及腰的长直发,最喜欢穿洗得发白的纯棉长裙。她的父母都是屏东小镇里极度死要面子的国中老教师与训导主任,把考上国立大学的独生女当成这辈子向邻居炫耀的最大勳章,逢人就夸女儿将来是要念研究所、留校当大学教授的。
出事那天是个礼拜五的深夜。
苏映红为了存下个月搭火车回屏东老家的车票钱,在学校外头帮一个国三学生上完家教课,一个人骑着一辆旧淑女脚踏车,穿过大学後街那条路灯坏掉的昏暗死巷。
巷子尽头的资源回收子母车旁边,正蹲着一高一矮两道黑影。
高个子的男人满脸浓密落腮胡、眼窝深陷,是长年往返泰缅金三角走私四号海洛因回台湾的亡命毒枭,道上绰号「老鬼」,那天晚上刚从渔港接了一批纯货,自己注射了一针正处於极度亢奋的幻觉状态中;而缩在墙角阴影里、瘦得像只皮包骨小猴子一样的十五岁少年,则是老鬼几年前在泰北边境孤儿堆里捡回来养大、连台湾身分证户口都没有的养子——阿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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