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同学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在昨天晚上，腐败无能的钱能训总理居然密电陆征祥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是我在电报处工作的福建同乡貌似交给我的电报底稿，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这是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初三清晨，站在国民外交委员会门口慷慨陈词的林长民理事。
而一直等待在门口的是來自首都各高校的爱国学生们，当英法决定把中国之山东转交日本的时候，钱能训秘密指使中国在巴黎的代表团签字的消息无疑点爆了爱国学生最后的底限。
林长民当众宣布了国民外交委员会的决定：
一、五月七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
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款及英、法、意等与日本关于处分山东问題之密约；
三、如和会中不得伸我国之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
四、向英、美、法、意各使馆声述国民之意见。
但让林长民等人始料不及的是，五月四日，也就是第二天，震惊中外的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了。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二所学校的三千多名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实际上在5月3日的晚上，北大学生就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参加会议的学生代表包括：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段锡朋，罗家伦，方豪，罗章龙，王自治，张国焘，傅斯年，邓中夏，许德衍，高君宇，罗隆基，王造时，陈长桐，何浩若，瞿秋白，闻一多，郑振铎，刘仁静等人，大会决定于4日（星期天）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从汇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张作霖的大帅府居然沒有任何表示，据说张雨帅正忙着搓麻将了，毕竟只是学生闹事，在他看來还是兵变危险一点，当时杨宇霆向他汇报此事的时候，张雨水问的居然是：“宇霆啊，咱们这个月的饷都发下去了吧，下头的弟兄们别闹腾就出不了事。”
张作霖居然是这么一个心态，北京的高层在应对学生运动中会有多迟缓就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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