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提到的五点我有认同的地方，也有不敢苟同之处。”邵凡先明确自己的态度，然後逐条回应道：“第一，你说得没错，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民主化’的确是一种推恩令。西方社会用了上百年的时间不停调整不停纠错才让这套制度得以良X运行，其间甚至产生了第三帝国这种失败的民主化试验品。因此他们有足够的底气断定其他新兴的现代国家一时半会驾驭不了这种制度，由此导致的社会混乱、国力衰退正是他们想要看到、也是满足国家竞争战略需要的结果，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崇高追求，好b人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这样的朴素道理，民主是大势所趋，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民主之所以成为西方国家的yAn谋，成为他们鱼钩上的饵食，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在这方面太贫瘠太欠缺所致，如果老百姓对良政不那麽饥肠辘辘，谁稀罕外国人帮我们来推动民主！想要化解这种yAn谋，就必须要自我改革取得先机，否则只有等着被革命一条路。
第二，我们的国家的确有过非常强盛的历史，拥有极可能跻身超级大国的潜力，但这绝不是让别人感到忌讳或威胁的充分理由。就像一个非常高大健壮的人向人走来，通常并不会让人感到什麽威胁，但如果这人表现出些许暴力倾向，或是怀着别人都是恶人、都是坏蛋、都在想方设法排挤自己、欺负自己的极端心理，才会让别人万分警惕，国与国之间相处也是如此道理。我们是有过强大辉煌，但历史上我们的强大辉煌多少程度建立在霸权之上？唐太宗强征高句丽，乾隆屠灭准噶尔，明成祖时为了营造万国来朝的气象，七下西洋的大明舰队甚至把不愿来朝贡的小国国王关在笼子里绑来向皇帝下跪……没错，我们的辉煌历史绝不容抹煞，但我们曾经的霸权是不是也需要反思一下，我们常常谴责樱日国没有对他们曾发动的侵略战争深刻反思，我们既然会这样看别人，那麽别人当然也会这样看我们，历史是有记忆的，自己赚的便宜可能过上一段儿就忘了，但别人吃的亏受的伤害却可能记上一辈子。我们只记住了列强给我们的屈辱血泪，却丝毫没想过自己曾带给别人的屈辱不幸，建立在这种态度上的强大也只有我们自己才会梦回往昔、陶醉憧憬，而别人只会提防警醒，因为和国力的威胁想b，这种态度才是更致命的！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的指摘别人把我们当成威胁，但对於解决这种现状，我们是否能反思一毫？先从我们自身寻找一部分原因呢？
因此对於主流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善意是否以肢解削弱我们为前提，我的答案是在正视和反思历史的前提下，其他大多数国家未必，但对合众国和樱日国这两个国家来说，甚至包括我们的近邻罗斯国，他们的这一倾向无论历史上我们的强大辉煌有没有过霸权的影子都毋庸置疑，因为他们也已经建立或试图建立一种霸权，但合众国和樱日国都是民主国家，他们的国家战略相当程度上被民意所影响，是可以通融的，是能够以大规模民间友好交流去改善的……真正需要大力提防对我们肢解企图的是罗斯国，因为他们已经不止一次这麽做过，我的话就点到为止，免得让你觉得我在挑拨什麽。
第三，地缘文明之争是存在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之争也是存在的，两者并驾齐驱，都是我们和西方文明的矛盾点。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地缘文明之争是尊严、利益和地位之争，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文明对抗，长期来看还有相互包容理解进而共存的希望；而意识形态之争却是水火不容的生Si之争，西方国家输不起，若是输了等待他们的就是被公产化，意味着可能降临的大饥荒、大清洗、古拉格、S-21、夹边G0u这些他们眼中马克萨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让他们也经历一次人间炼狱，所以他们在意识形态的对抗中下起手来处处致命，这种对抗若是达到白热化，甚至可以让地缘文明之争都暂时搁置一边。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统治了这个世界数百年，期间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德意志帝国和樱日帝国，後来他们都输了，主动挑起战争并且输得一塌糊涂，但最终由於意识形态的对抗需要，他们都在合众国的扶持下重新崛起为顶级强国，成为遏制罗斯国和我们的急先锋。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的重新崛起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作为合众国附庸的崛起，这也算是国与国之间难逃地缘文明之争桎梏的T现，这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悲哀，对於我们更是值得深思的。所以你说的这一条，我认同地缘文明之间的矛盾确实很棘手很当紧，但远未到意识形态之争那种不可调和的地步，对於地缘文明之争我们当然要做好充分的应对和防范，但完全没必要把它彻底妖魔化，把一切矛盾都往这个筐里装。
第四，一方面你对政治改革的紧迫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却为踌躇不前寻找推脱。普沃斯基不止说过‘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时，民主崩溃的可能X接近於0’，他还表示过：当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那麽不仅民主制度，甚至连制度也将无b巩固。可见他书中的本意并非是要强调民主改革的经济发展决定论，而是驳斥了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内生X解释。即经济发展不一定引发民主化，只是更利於一种社会制度的稳定，不管它是民主的还是的。
因而从利於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长久持续的角度来说，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都是必要的，这是非常浅显的常识。需要澄清的是，制度的长久持续之所以依赖於经济发展，在於只要老百姓的钱包不那麽瘪了，抵抗意志也就弱了；而民主制度的长久持续之所以依赖经济发展，背後的原因还是公民的整T素养或民主素养。因为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教育水准，教育水准决定民众的整T素养，民众的整T素养决定了民主运行的品质，进而决定了民主制度能否稳定长久。顺着这条脉络，确实是一定的经济条件影响着民主改革能否顺利成功。
但更进一步说，经济水准取决於生产力的解放程度，生产力的解放取决於思想和创造力的解放程度，思想和创造力的解放取决於社会的自由开明程度，因此，所有林林总总的原因转了一圈还是要归结到制度本身上来，不管经济条件还是整T素养统统都是肤浅的藉口，社会制度的病还是要靠社会制度来医，没有任何其它的办法。
你的顾忌表面上是在担心经济水准不足以支撑民主的顺利转型，说白了还是不信任老百姓的整T素养，觉得老百姓还不够富裕，太容易只看重眼前的蝇头小利，容易被人利诱而导致手中的选票沦为一场金主间博弈的筹码。对於这点我可以很现实的回答，不管一个国家多麽富裕，都无法保证这一切绝不会发生，因为人的趋利X任何时候都很难改变。穷人家的孩子也好，富人家的孩子也好，一开始学走路都难免会跌倒摔跤，民主制度的特殊之处在於它难以自上而下被JiNg确的设计和原本的照搬，很大程度上要靠社会的自发，在一定法律原则的框架内磨合成熟，就像一个孩子学走路，大人可以教他，但永远无法代替他移动脚步，如果担心他腿不够结实摔倒而一直不敢放开手，那他永远不可能学会走路，民众整T素养的道理也是如此。正如胡适所说，‘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训练，才能变成合格的公民。反过来说，人民如果没有执行政治的权利，永不能得到那种相当的政治训练，永没有做好公民的机会。民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也是制度慢慢训练出来的……如果以人民程度不够，拒绝实行民主，那麽民主永远不会到来。若要等到所谓人民的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才采用民治制度，那麽，他们就永远没有民治的希望了。’
还有你提到目前全国还有近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块钱，真是‘感谢’你还能知道他们的存在，让全天下都知晓他们的生活有多困难，但若是你想以此作为将民主改革等一等、缓一缓的理由，好等他们也富起来跟上社会变革的脚步，恐怕他们第一个不会答应，因为即使再怎麽等一等、缓一缓，他们的收入也不会增长多少，等来的甚至只会是愈加贫富分化、国进民退，如今的现状是由於政治改革的滞後，经济发展已然到了瓶颈，一方面是蛋糕无法再继续做大，一方面是被供养着的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依然在不断侵蚀社会财富，底层的人们得到的永远都是残羹剩饭，而光靠残羹剩饭究竟到什麽时候才能吃饱呢？他们的饥肠辘辘不是靠多延续几天施舍就能够解决的！自古以来，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是世界上最勤劳最能创造财富的民族，说什麽等一等、缓一缓好像是需要给你们时间好拉他们一把，其实他们根本不用你们去拉，更不是需要你们的带领才能富起来，只要你们对他们少些压榨、少些钳制，他们谁都不用靠，只靠自己的勤劳就足以换取幸福的生活了！
至於第二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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