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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增加国家的财赋收入,扩大徭役、兵役的来源,开元九年,宇文融建议检查色役伪滥,搜括逃户。

        第一次方案不算是太成功,唐政府下令,州县逃户限百日内自首,并令宇文融充使推勾。

        由于逃亡农民只有准令式合附者,才能“所在附籍”,其余的一律要“牒还故乡”,因此受到农民的抵制。

        于是开元十二年,玄宗在《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中,明确改变了方案“先是逋逃,并容自首。如能服勤垄亩,肆力耕耘,所在闲田,劝其开垦。”

        允许农民在所在地附籍,不再提牒还故乡。

        还是宇文融提举此事,并奏置劝农判官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往全国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同时,对新附客户免除六年的租调徭役,只收轻税。

        这次检括大获成功,仅三年时间,唐政府扩出了八十多万户的编民,数百万人口,增加了四百多万贯的朝廷税收,直接推动了开元盛世的到来。

        而几次扩户成功与不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六年的“轻税”刺激,以及“窄户”变“宽户”的诱惑。

        而大宋发展到了今天,同样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比如河北,屡经灾伤,于是便有滑吏报亡失隐匿流民,侵吞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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