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塘报，杨波掩卷叹息不已，朝廷数次放纵流寇，他们以为流寇是小杂鱼，随时可以捕捞，殊不知下一次捞出来的就是吃人的巨兽，而冉冉升起的大明将星更像流星一般飞速陨落，尽管是崇祯帝亲自点头，兵部首肯，但最后生性薄凉的崇祯帝依然把陈奇瑜推出来当了替罪羊，简在帝心的五省总督陈奇瑜被除名，戍边，大明再也没给陈奇瑜起复的机会，直到南明唐王召他，陈奇瑜没有赴召，直到病死。
杨波并不关心陈奇瑜的人生悲剧，陈奇瑜因为贪婪而不顾部下极力反对一力主抚，就算收了金银，对叛降无常的流寇至少还要保持一丝精惕性吧？作这个造成恶果的关键人物，杨波觉得陈奇瑜没有任何值得同情的地方。
他需要思考的是另一个问题，随着流寇出走车厢峡后，旧态复萌，继续在陕西，甘肃一带大肆劫掠，崇祯帝羞愧难当，继续调动各路人马入陕围剿，流寇们分成三路，祸害完山西，湖广等地后，突然大举进入了河南，而杨波布下的棋子，匪军就在河南南阳府！
匪军将用何种方式直面这些流寇？
杨波有把握车厢峡的悲剧不会重演，通过温体仁和兵部张凤翼，他极有可能阻止崇祯帝主抚的打算，但他不能这样做，他需要养寇，没有流寇，他无法对大明的士绅阶层开刀，而后者才是造成大明帝国轰然倒塌的根源所在。
六月十四日，陈奇瑜第一次上书要求安抚被困流寇，朝议哗然，崇祯帝与内阁众人商议数次，渐渐统一了思想，温体仁考虑到鞑奴寇边在即，同意主抚，兵部尚书张凤翼因为与陈奇瑜是儿女亲家，也同意主抚，然而五日后，旅顺参将杨波突然上疏弹劾陈奇瑜贪赃枉法，挟寇自重，杨波在奏疏中道：“汉南贼尽入栈道，五省总督陈奇瑜不思报效国家，与左右私受流寇贿赂，误国殃民，流贼自缚乞降，乃贼窘甚矣，非真心受降，给牌以遗后患，岂计之善者？奇瑜一意孤行，不顾物议沸腾，其檄止兵，臣未知所抚实数。及见奇瑜疏，八大王部万三千人，蝎子块部万五百余人，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余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余人，臣不觉仰天长叹，夫一月之内，抚强寇四万余，尽从栈道入内地，食饮何自出，安得无剽掠？岂有帅将千余人，而贼魁反拥万余众之理？安能受纪律？即籍口回籍，延安州县骤增四万余人，安集何所？合诸征剿兵不满二万，而降贼逾四万，岂内地兵力所能支？招安流盗，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势难驯伏，况边地穷荒，芜居无食，仅曰免死，遂甘心易虑乎哉？一旦复叛，则其连陷名城而不可救也，日后若是糜烂地方，此皆奇瑜之流毒，悔之晚矣……”
杨波奏疏一上，朝野更是哗然，当下陕西巡抚练国事，山西巡抚吴牲等也纷纷上疏，皆言安抚不可行，并举渑池渡的旧例反驳，陈奇瑜做过礼部给事中，口才比他军事素养更高，当年上疏二十四条弹劾魏忠贤时伶牙俐齿，把九千岁魏忠贤搞得好不狼狈，这次他连上几道奏疏驳斥反对者，什么流寇亦赤子之类，说得声情并茂，涕泪齐下，两日后崇祯帝随即下旨，谓盗心已革，不许道途讯诘，并严厉精告各地方官绅切勿挠偾抚局，逮巡抚练国事命李乔巡抚陕西，又派出锦衣卫，缇骑大出，逮捕了宝鸡知县李嘉彦、凤翔乡绅孙鹏等五十余人，全部下狱。原来流寇初诈降的时候兵至凤翔，这些流寇举着陈奇瑜的免死牌籍，欺骗城内守军说是奉总督之命来凤翔安置，当地乡绅孙鹏等识破流寇的意图，不肯开城门，命人将流寇缒入城内，并将先入城的三十六人尽数杀之，流寇克凤翔不下转向宝鸡，又被宝鸡知县李嘉彦识破，损失惨重，陈奇瑜闻之，恨得咬牙切齿，心里深恨杨波、练国事等，并与破坏抚局的名义狠狠告了一状，有了练国事和李嘉彦这些被杀的鸡，朝堂上反对意见全部消失，于是几天后崇祯帝正式下旨，命陈奇瑜专主安抚事宜……
杨波接到崇祯帝措词严厉的问诘，不由苦笑连连，在崇祯帝手里刷个声望可真不容易，练国事他们已经被下狱治罪，而陈奇瑜等一大批主抚的风光也快要到头，崇祯帝总能把事情做得两败俱伤，然后悲愤的说，亡天下者，皆尔等也……
六月二十日，登州水城的岸边，许多人在翘首以待，人群中带头的是二品官服的蓟辽督师严坤之，紧接着就是监军宗元方，杨波带着旅顺游击李知瞻，何九等人远远站在后面，他小声的和李惟鸾，谭应华，尚可喜等人交谈着，文贵武贱，排在后面的都是武将，中间还有一大群登，莱知州，知府，知县等文官，今日登莱巡抚杨文岳上任，他们自然要过来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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